《归去来兮辞》的隐士文化解读

作者:不详  时间:2008/9/29 23:42:53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
  《归去来兮辞》是我国古代“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传世名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对这篇作品评价甚高:“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我们若穿越其田园诗清新、淳朴的狭巷,扑面而来的则是一缕中国古代圣洁、飘逸、浪漫、悠游的隐士遗风,让我们寻根到一种恬淡的隐士文化(所谓隐士文化,是古代正直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满浊世等,而采取消极避世的一种人生态度,它是古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体现。从传说中的许由,先秦时代的接舆、庄周到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等,隐士文化延续几千年),从中窥斑见豹地透视到中国古代隐士的传统情怀。
  一、厌恶官场,鄙弃功名。
  陶渊明“厌恶官场,鄙弃功名”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形成过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大济苍生”之志,决意不肯老死穷庐,曾多方谋求一种实现“猛志”的途径,也就是出仕。但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严重地阻碍了陶渊明的仕途发展。所以,他五次出仕,也只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职,前后13年时间大部分在家赋闲。这样的勉强出仕不仅对他的大志无济于事,而且使他见识了官场的龌龊和阴暗,充分地加强了他“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剧意识。于是,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天性点燃了他归隐山林的决心。在辞去彭泽县令后,他就断然走上与仕途生活决裂的道路,真正解甲归田了。《归去来兮辞》就是陶渊明初归家时所作。开篇即直呼“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喊
  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的谴责和质问直逼自己的灵魂,理智的认识到“今是而昨非”。他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的现实而庆幸,更为有“知来者之可追’的未来理想而欣喜。其实,陶渊明的出仕除了为实现其少年大志之外,还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道出了个中缘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但陶渊明不容自己的气节沾上半点污秽,他在序中感叹:“饥论员切,违己交病”,其痛恨的心情是何等诚挚啊!他在挫折的仕途中彻底反省,视功名利禄如粪土,高唱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毅然归人园林。这与他在《归园田居》里发出的追悔之声——“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其厌恶官场、鄙弃功名之心可以天鉴。
  二、娱情诗酒、崇尚自然。
  饮酒赋诗是隐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隐逸文学关涉诗酒是隐士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苏轼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然不失夸张,但是陶渊明题为“饮酒”的组诗就有二十首之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归隐后的第一件乐事应该也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斟满一杯酒,自饮自酌,那份悠然,那份沉醉,都是陶渊明追慕已久的个性释放。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他们是在借酒解忧。不仅如此,文人雅士的琴书之乐更添一种别致的浪漫情怀。诗中“乐琴书以消忧”“临清流以赋诗”便是陶渊明难得的雅趣。荀子曾在《乐论篇第二十》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因为钟鼓为金石之声,雄浑壮美,适合于言志;琴瑟之音则平淡、雅和,适于养心。陶渊明推崇琴乐琴风,是在返朴归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中体会到的隐士情趣,是诗人摆脱官场压抑生活的束缚后所得身心之乐。
  历史上的隐士大多隐居山林,朝夕以山水为伴,游乐于山水之间。这种寻求山林的野趣和娱情诗酒的雅趣一样,共同点缀了隐逸之土心灵清纯的晴空。作为田园诗派代表人物的明渊明当然不例外,他皈依自然是天性的膨胀,故而回家心情急切而舒畅,和着“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的节拍,“问征人”、“恨晨光”,实在亲切感人。诗人愉悦之情不可抑制,自家钟爱的“衡宇”、“僮仆”、“稚子”、“松菊”、“酒樽”早已激动地奏起了闲居生活优雅的旋律,让诗人领略到无尽的闲情逸致:“引壶觞”“眄庭柯”“倚南窗”“涉园林”“策扶老”、观云山、望飞鸟、“抚孤松”。这就是诗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之所,与黑暗现实浑浊官场格格不入的田园。诗中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无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清代文人就有“菊令人野”、“松令人逸”的感叹。显然,陶渊明是借这些物象修身养性以澄清性情,抒发高洁雅致而独傲江湖的情志。这种物我为一,宠辱相忘的生活境界何尝不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真实写照呢?
  三、尽享天伦、体验农趣。
  中国人自古崇尚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种追求血脉相连的亲情文化,是许多无为甚至有为人士的理想园地。陶渊明隐居在家,天伦之乐也随之成为他清淡人生的寄托。他曾在许多诗篇中写到小孩在他身边嬉戏,牙牙学语。如在《和郭主簿》中感受到“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在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天趣。陶渊明直奔家门时,温情满怀的或许就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真诚场景,其坦率天真的人性美熠耀着屋宇,有了这样的深情厚谊,官场的那种曲意逢迎,装腔作势就显得可鄙可憎了。所以,他下决心:“息交绝游”,完完全全地把自已放置在这温暖的窠巢里,尽享“悦亲戚之情话”的缠绵。
  陶渊明是一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儒者,恪守着“穷则独善其身”的律规,但他又敢于冲破孔孟儒家鄙视劳动的思想樊篱,亲自参加劳动,尽情的讴歌劳动,这就当时文人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春天到了,他和“农人”一起去从事劳作,从中体验到劳动的乐趣,甚至是一种别样的浪漫情调。他诗化了劳动情景:“或命巾车,或棹孤舟”。这里寻不到诗人半点苦恼的踪迹,出去劳作的荷锄担物在诗人笔下仿佛神仙游历佳山胜水一般悠闲。他把春景也描写的美丽动人:“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万木逢春,小溪潺湲,一片盎然生机。诗人如置身画中“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满心的喜悦始终荡漾在他的脸上。这也是诗人自然、洒脱的人生追求。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歌颂劳动的文人,这是中国文学的幸事。
  四、抚摸伤痛,不忘忧思。
  陶渊明毕竟是一位刚刚归隐山林的文人,情感的欢畅和忧思交替涌现,才不算矫情,诗人也才不显天真和做作。在诗中,陶渊明没有把情感单一化,闲居心情愉快中夹杂着沉郁。这种复杂心情也时隐时现:“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他哀叹自己的不幸人生:“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消极情绪和盘托出,同时也透出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也归田而“行休”的伤感。我们虽然不敢武断地说他像我国古代一些隐士(如姜尚等)一样走“终南捷径”或“亦宦亦隐,以待明主”之路以实现宏伟大志,但他那颗不忘世情之心是可以触摸到的。是客观条件限制了陶渊明(“世与我而相违”),不可能使他有什么大的作为,因而他愤恨起与他高尚节操不合的社会环境,选择了老庄的“以自隐无名”道家思想来劝慰和强迫自己,“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明他处在极端不合理的现实中,想用这种态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越于现实之外。其实,这有违于他的初衷,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当然,至于以后他“连辟公府不就”又另当别论了,那是他彻底淡忘世情的坚决态度。而作此诗时的诗人则受挫官场,其徘徊哀伤之情是真实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真正的隐逸文人形象才鲜活地矗立在我们眼前。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我国古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心态,而《归去来兮辞》逼真地再现了一代隐士生活的心路历程,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隐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不可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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