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劫波写忏悔

作者: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黄文义  时间:2013/10/26 13:47:33  来源:会员原创  人气:
 巴金,这位生命足迹贯穿整个20世纪的文学大师,心灵如水晶般晶莹剔透。有人称他为“文学巨匠”,他却不以作家、文学家自居;有人赞美他是“20世纪中国的良心”,他晚年却无情地解剖着自己的魂灵。《小狗包弟》就是这样一篇解剖自己魂灵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还清心灵上的欠债”。
  在“文革”这段痛彻心扉的历史中,巴金被剥夺工作权利,数十次遭批斗,爱人萧珊含愤而死。身为受害者,他可以把这段悲惨遭遇作为炫耀的资本,或将矛头指向冷酷的他人、畸形的社会、扭曲的时代;至少可以选择沉默,不把自己灵魂深处丑陋的伤疤昭示世人。然而,诚挚坦白的巴金却选择了“讲真话”而宁愿接受世人指责与鄙夷的目光。当年,他也曾强忍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态度认真,身体力行”地接受“思想改造”。当他从历史的废墟中站起来,回视那段历史时,除了发现历史的丑陋与黑暗之外,更进一步深刻地认识了自身的弱点:过于听话,过于天真,过于软弱,贪恋生命以至到苟活的地步。正如他在《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中所说:“想忘记却永远忘不了,只有把心上的伤疤露出来,我才有可能得到一点安慰。”这是理性精神与怀疑精神的觉醒,是“五四”精神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张扬。而由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作家巴金表达出来,尤为难能可贵。
  老人把这种由大悲愤到大忏悔到大彻悟的心路历程凝聚在了弱小无助的小狗这一文学形象上。文章开头,作者写了一位艺术家和狗的故事。当艺术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最让人心寒的不是残忍的批斗,而是“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调开头去”。人无情,狗却有情,它“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专政队”残酷地打断小狗的后腿后,它“回到家里什么也没吃,哀叫三天就死了”。 “专政队”如此冷酷绝情,而一条小狗却热情似火;围观看客避若瘟神,一条小狗却不管不顾“朝他奔去”;这条小狗的命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注脚,为包弟的出场作了有力铺垫。
  小狗包弟生活在文革“前沿”的大都市上海,且“国际关系”复杂,深受老外的青睐。它聪明伶俐,干干净净,会“立起身子”“不停地作揖”。它对主人十分亲热、忠诚,当我们外出时,“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并且“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对人亲善、温和,有客人来,“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看到陌生人,出于狗的本性,它也会吠叫一阵,但只要“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作者笔端溢情,刻画了包弟的天真之趣、憨顽之态、可爱之相,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包弟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似乎还磨炼出了察言观色、自我保护的本领。“红卫兵”刚开始上街破“四旧”的时候,包弟还“尖声吠叫”,但它分明感受到空气中紧张的气氛了,它担心自己会被交出去,甚至杀害,因此更加谨慎地生活;当有人到巴金隔壁家“抄家”时,它却“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此时包弟的苟活,非但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反而带来全家人莫名的恐惧。万般无奈中,巴金只好把包弟送到了医院,让它作为实验的材料,去接受解剖。小狗包弟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艺术家的狗,死得凄凉,死得壮烈,为写包弟之死作了有力的映衬和铺垫。艺术家的狗重情重义,从正面映衬了包弟的天真可爱;“狗性”的善良热情忠诚,反衬了“人性”的险恶冷酷;艺术家的狗对它的“朋友”人类还有几许信任、几许期待,巴金家的狗却在惶恐度日中被人类出卖;而两条小狗的命运互为映衬,可见它们的命运绝非偶然,而是遍见的,更具典型性。这正收到了“一粒沙里看世界”的以小见大之效。小狗的遭遇,是“文革”那一畸形社会的缩影。这微不足道的动物,惟其可爱,才“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惟其无可逃避的悲剧,才比有良知有人性的“人”的悲剧更具震撼力!狗虽小,却也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理应保护并尊重它们的生存权;狗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是情义之兽,能与主人同生死,共患难,因此理应与人类“心心相印”。可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动乱年代,在人情殆尽、亲友疏远之时,狗的命运,更衬托出人世间的冷酷与凄凉,更反照出人世无情的万般世相。一场“革命”,居然革到温顺善良惹人喜爱的小狗身上,真可谓“彻底”!不难想见,这场浩劫,以它的残暴荡涤人性,狂施淫威,使多少人家从安乐中陷入苦难,又使多少鲜活的生命死于无辜。小狗之死,对那段疯狂岁月的荒诞和反常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文章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折射出其时人性的沦丧、社会的颓败。
  作者给予读者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人物、大事件,也没有曲曲折折的传奇情节,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在那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年代,小狗包弟的不幸遭遇可以说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但读完文章,读者却分明能感受到作者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
  巴金以简洁朴素的语言、深沉冷峻的笔调,描写了艺术家的狗与主人相见的场面和小狗含悲死去的结局,笔端充溢着无限的悲伤感慨。“爱与恨,泪与血,人性、良知、热诚,是巴金先生丰碑一样的著述及其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质与基调。”(张放《巴金——20世纪中国的良心》)所以,想必那“一位熟人”将一条名贵的小狗“斯包弟”转赠给巴金,正是看中了巴金那博大的爱心与温柔的情怀。七年的亲密接触,给巴金带来了莫大的欢快愉悦。包弟与友人嬉戏,乖巧可人;与家人共处,其乐融融。作者以轻松、生动的笔调,传达出对包弟的怜爱及对宁谧生活的陶醉。但好景不长,那场“史无前例”的狂风吹来,小狗成了“四旧”,养小狗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养外国血统、外国旧主人的小狗,说不定更有“里通外国”之嫌。“红卫兵”到处抄家,包弟继续留养,会有生命之虞;送人,有谁敢接受这烫手的山芋?“处于半靠边状态”的巴金无奈地把包弟当成了“大‘包袱’”;以前看见包弟作揖,“就想笑”,现在却只好“暗暗地流泪”;连隔壁被抄家,他也感到“实在可怕”。其间充满对包弟命运的忧虑无奈,洋溢着对生命的悲悯情怀,沉郁的笔调中更充溢着对“造反派”的愤怒和对人性复归的渴望。在将包弟送人、送医院、留养这几种选择中,巴金一定经历了痛苦的煎熬。最终“多害相权取其轻”。送医院,兴许包弟的生命“冀有万一之得”,至少也落得“眼不见”的结局。所以一朝别离,他有过短暂的轻松解脱。而这种“甩掉包袱”的感觉在当时情况下无可厚非,在那扼杀一切美好、泯灭所有人性的动乱岁月,人都只能胆战心惊地苟且偷生。为了自保,兄弟反目,朋友出卖,夫妻分道扬镳,父子“划清界线”,哪里还有一只小狗的栖身之所?
  谁都能理解,谁都能原谅,但巴老没有原谅自己,没有推诿责任,这正是这位文坛巨人可贵可敬的地方。送走包弟的当晚,“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不能入睡”,感觉“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甚至“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想起包弟“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一句句锥心泣血的沉重忏悔,如一条条鞭子,毫不留情地抽打着作者的心灵,更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有着“中国人良心”美誉的巴金从道德层面来反观自己,以更高的视角去审视那场灾难,“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这种不对自己讲假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缺少真诚的人难有勇气表白的。它体现了老一辈作家对我们这个心灵曾经深受伤害的民族反省的企盼,与他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都是一种良心上的坦诚,是对人性中总是回避曾经的伤口、拒绝向往昔低头弱点的深刻反省和批判。经过“文革”磨难的巴金,不断深刻忏悔,无情解剖自己,发掘出自己灵魂中的奴性给人看。他痛苦地指出:“奴隶,过去我总认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作了十年的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李存光主编:《巴金研究资料》)巴老的自我忏悔、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是他“爱人”思想的实践,是他人格魅力的凸显。
  巴老以独到的视角暴露了“文革”那非人年代的阴暗;以悲剧叙事彰显人性之美;以严于解剖、勇于忏悔的可贵精神,展现高尚的人格、崇高的精神以及对国家、历史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我们应向这位历尽劫波而勇于忏悔的老人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此文曾在《语文教学与研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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