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公平:是离我们有多远的乌托邦?

作者:不详  时间:2015/3/6 8:47:50  来源:搜狐教育转载  人气:

  教育公平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昨天,全国两会正式吹响号角。在下午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常委会就义务教育减负提质、加快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推进西部高校发展和人才培养、改善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环境等问题进行全面部署、实施,以教育改革之力为促进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添翼”。细数几项重点举措不难发现,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新形势下,作为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永恒理想追求的教育公平仍然是牵动民心的重头戏。 [详细]
  建国初“十七年教育”面领抉择: 精英还是大众?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中国教育体制。文革前“十七年教育”。这个时期的教育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奠定和形成了我国基本的教育体制、教育价值和教育模式。其主要的制度特征是突出政治、阶级路线政策、城乡二元格局、优先发展高教、重点学校制度等主要体现精英主义的价值和路线。这一时期教育公平特征主要有两个。
  基于政治歧视的权利不平等
  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即“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两为”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体现了新中国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
  然而,就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而言,当时教育公平的成就掩盖了另一个事实: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当时的教育平等强调的是“阶级内的平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政治上“可靠”或出身工、农、军、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优先接受教育;而剥削阶级和右派分子子弟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严重限制乃至被剥夺。
  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由于它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具有明显的特权色彩,引致普通市民的不满。它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警惕。1952年6月,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从1955年起,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在北京,它们成为“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成为“西纠”、“联动”等“红色恐怖”活动的重灾区。
  大众主义转向精英主义教育
  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众主义转向精英主义教育。新中国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既要扩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迅速普及教育,又要通过正规化、制度化建设为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双重使命。如何既保持大众教育的公平价值和革命精神,又为实现工业化迅速培养大量专家,对于新中国教育而言无疑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和严峻的考验。这一教育发展中“公平一效率”的矛盾,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办重点中学”,1953年9月,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已有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当着重质量的提高。”这可以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49年12月确定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仅仅实行了不到4年,就转为优先发展高等教育。
  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在各级全日制的学校中,应该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是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
  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这些重点学校主要建立在城市和城镇。
  1963年,云南省确立41所中学、309所小学作为重点,其中师资水平较高、设备条件较好的9所完全中学和40所小学作为省级重点学校。对重点学校,采取加强领导力量,放宽班师比编制,教师大学毕业学历要达80%以上,可在全州、市范围内招生等特殊政策。
  此外当时的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9月统计,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是:城市84所,占62%;县镇43所,占32%;农村8所,占6%;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重点学校之间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频繁的考试、竞赛加剧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60年代初这一情况已经相当严重。1958年的教育革命、1964年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批评,都冲击了重点学校制度,凸现了追求更大程度地普及教育,面向大多数人,尤其是面向农村举办教育这样的价值。
  国家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并且对大学生免收学费;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为高等学校输送少数“尖子”,是我国教育走上“精英教育”路线的显著特征。为了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单独设立高等教育部。此后,高教部与教育部几度分合:1958年两部合并,1963年又分设;1966年两部又一次合并。合并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日益突出的重高等教育、轻普通教育的问题,即周恩来总理所批评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时至今日,这一矛盾和重高轻基的倾斜始终存在,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 [详细]
  文革时期的教育改革:为工农子弟开门
  20世纪50年代初普及型的大众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于校门之外。毛泽东成为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并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教育革命”加以冲击和抗衡。
  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除了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另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毛泽东强烈主张教育发展要面向农村,反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1957年3月,他明确提出:小学教育必须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农村,提倡群众集体办学;中学设置应适当分散,改变过去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特别是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1958年他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1965年,他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称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文化部门"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同时,他推动缩短学制的改革,要求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另一方面,他提出通过改革考试制度扩大工农子弟的教育机会。
  1966年之后是用“砸烂”旧体制、推倒重来的“造反”和“革命”方式进行的,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可谓前所未有。毛泽东的所有教育诉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之类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包装,通过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开路和推行的,以至于“文革”“教育革命”留下的记忆,只是打砸抢之类的“造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苦难史。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理性解析,可以看出: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和夸大是其贯彻始终的重要特征。但作为听取过杜威演讲、在五四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教育思想显然还包括许多具有认识价值的内容,例如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反对城市中心的教育、重视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机会,等等。“文革”时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1.改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格局,将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卫生员。2.加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农村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和街道,实行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3.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简化教育内容,学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实用知识技能为主。4.发展多种形式、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如“七二一大学”、耕读小学、马背小学等等,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扩大工人、农民子弟受教育机会。5.实行“开门办学”,让学生走出学校,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社会实践中,在工厂、农村的大课堂中接受教育,以打破“教师、书本、课堂”“三中心”。6.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和各种学校的差别(取消男校、女校、华侨学校、职业学校等),中小学实行免试就近入学。7.取消各级学校的考试制度,反对用“教育质量”和分数标准把工农子弟关在门外,否定教育中的等级制、智力主义的取向;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居民、机关干部也下乡,“到农村去”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口号和主流价值。9.打击和降低教师的地位作用,批判师道尊严,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具有某种合理的价值内核,但方法是相当简单粗暴的。其中影响最大,当属取消学校考试制度,包括取消高考制度。
  从1970年起,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6年之后,部分高校恢复招生,至1976年,共招收了7届学生,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标准是强调实践经验,招收学生的条件为: 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其中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员占15.7%。
  由于“文革”中地方干部受到冲击,其子女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未受冲击的军人、军干子弟的利益凸显。对大学招生“走后门”现象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军队干部子弟身上。1974年6月,南京大学政治系的部队学员钟志民主动申请退学,成为“反潮流”的英雄。他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军队高级干部,“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他批判道: “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的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
  可见,尽管毛泽东重视教育公平,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他想要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的突变,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免试推荐制度演变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荡然无存。 [详细]
  文革因“走后门”退学的高干子弟钟志民
  拨乱反正:对平均主义的否定而缺乏对特权思想的清算
  1977年“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主要是对平均主义的否定而缺乏对特权思想的清算。虽然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给新时期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来自公平的强大推动,但是,在新的发展境遇中,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马上就被发展科学技术、实行赶超型战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所压倒。1977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讲话,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价值: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1978年,邓小平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他强烈地提出要“早出成果,早出人才”,要求“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提出集中人力物力举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教师和学生集中在重点学校,保证培养出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人才。教育重新建立起以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为重、培养尖子的价值观,蹈入精英主义的发展路线。
  1980年代教育公平并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时显露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脑体倒挂、教师待遇低下、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等,但实际上当时农村学生辍学流失、危房坍塌、城乡教育差距扩大等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与此同时,在形式平等的外表下,基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阶层差距开始出现,工农子女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如对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抽样调查显示,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占20.2%,工人占25.0%,干部占15.5%,专业技术人员占39.3%。1982年,胡建华等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的调查显示,父亲为农民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2.7%,包括工人在内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共占40%。据北京招生办统计,1990年北京共录取新生17248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的子女占78%,工农子女占21%。
  1990年代之后官本位价值回潮,利益集团的特权又重新出现,公然挑战教育公平。主要表现为在入学机会上,特权阶层寻求超越公平规则的特殊利益。目前重点中小学普遍存在着三类学生:通过考试入学的“公费生”,通过交费上学的“自费生”或“交费生”,还有一类“条子生”,即官员和权势阶层通过权力获取的教育机会。“条子生”所体现的权学交易对教育公平的侵害,更甚于缴费上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河北省东光县办学条件最好的公办实验小学根据县文教局红头文件,明文规定招生对象限定“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这说明在中国这样具有深厚的封建传统、官本位价值的社会,教育机会——权利还是特权,是个不会过时的提问。 [详细]
  教育“新常态”呼唤公平“新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发展大于改革”,追求教育发展的规模、数量、速度,呈现“跨越式发展”。二是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逐渐走上了一条被舆论称为“教育产业化”的特殊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主要的教育政策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多渠道集资办学、“人民教育人民办”; 高等学校进行合并和院校调整、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和实行收费制度;实施“985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小学改革学校产权制度,实行“民营机制”、“名校办民校”和高收费,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大学大规模借贷建设“大学城”,等等。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20世纪90年代高校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
  在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教育产业化”的路线的确有效地扩大了教育规模,增加了教育机会;与此同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各种乱收费、高收费等损害教育品质和民生的混乱现象,使教育成为严重的问题领域。
  同时“效率优先”的发展观,对教育公平比较忽视。各种名义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加大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伴随高校扩招、普通高中的大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在拉大,在2001年左右达到顶点,然后开始改善、回落。高校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高中和高校的阶层差距显现,阶层差距成为突出问题。接受高中教育、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家长社会经济地位的竞争。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工具,呈现出凝固和制造社会差距的功能。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开始受到置疑。从2003年下半年起,教育部开始高调批评“产业化”思路,围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村教育、义务教育、教育公平的关注逐渐取代了此前以数量、规模、速度为主的追求,促进教育公平逐渐成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
  2005年12月30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关于做好清理整顿改制学校收费准备工作的通知》,全面叫停各地审批新的改制学校,对大规模改变公办学校的公益性、以教育牟利的“改制学校”、“名校办民校”进行清理整顿。
  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确立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经费的机制,以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对“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清理进入了法制轨道。
  2007年5月,国务院发布文件,建立健全普通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这是继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举措。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每一个学生都不应该出生环境的不同而受到歧视。”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叩问教育公平》的一档节目中直言到。同时,他还引用了北京大学[微博]刘云杉教授研究的一组数据: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比例在1978—1998年的20年间占到30%,而在2000—2011年则降到10%。面对全国62%的农村考生的巨大比例,其凸显出的公平差距令人痛心。由此可见,教育公平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它已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范畴,成为整个社会公平正义体系内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而社会的转型变革正在为教育公平实现跨越式发展培育了新的社会土壤。
  近年来,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特别是农村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女获得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利好的举措:从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学杂费、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到教育部等多部委此前出台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再到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委员并参加分组讨论时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俞正声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长期以来,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各自岗位上辛勤劳动,甘于奉献,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全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尊敬。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现实需要。
  伴着徐徐春风开启的两会,人们必定充满美好期待:期待代表委员能切实履职,充分挖掘教育公平的新内涵,为公共利益真正代言!
  参考资料: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作者:杨东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人民网,2008年10月
  《教育“新常态”呼唤公平“新内涵”》 评论员:线教平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教育公平》中国网,2014年3月

文章评论

共有 0位用户发表了评论 查看完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