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

作者:不详  时间:2016/1/11 9:09:06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
  百度“1927年”,你会看见当年7月的大事记:
  3日 台湾爆发了“第一次中坜事件”。
  13日中共决定从国民政府中撤出。
  14日宋庆龄声明脱离武汉政府。
  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共政变。
  朱自清在北京清华园写下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25日 日本首相上奏日皇“田中奏折”,企图征服满蒙、中国和世界。
  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竟然是一个与国际国内大事平起平坐的历史事件。
  语文老师们在执教《荷塘月色》时,自然是不敢忽略“1927”这个时代背景的。没有人能逃离时代的漩涡,这是一定的,尤其是当时就生活在北平这一漩涡中心的人。
  于是乎,朱自清的“颇不宁静”,“时代”就成了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注脚。数十年来,语文老师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
  孙绍振先生在《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一文中讨论过在这种社会学的政治视角之外,还应有伦理学的人性视角,认为朱自清独自漫步月下荷塘,是为了感受“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以及“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的一种心灵的解脱”。
  孙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很认同。不过,我们还需要在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之外,寻找更充分的证据。同时,在此之外,我还有另外的发现。
  一
  首先还是说说时代。
  大多数语文老师对于朱自清既不选择“革命”也不选择“反革命”而是逃到国学的象牙塔里的这种“惶惶然”,一般都是用朱自清自己的这段话来进行诠释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封信》)
  多一些阅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朱自清的“什么也没有明白”,其实是再“明白”不过。
  在《那里走》一文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常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
  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
  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我想会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
  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1928年2月7日作,原载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
  看,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朱自清。他十分清楚各种利害关系,并十分清醒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就如同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的签名,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所以,朱自清固然难以逃离时代的漩涡,但在重大选择面前,他从未优柔寡断,畏首畏尾;他心里“颇不宁静”,绝非仅仅时代的原因。
  而且,如孙绍振先生所说:“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宁静’。政治形势,对于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还有,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对此,孙绍振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是更深入的诠释:“我们讲文学是人学,然而却往往忽略了人的丰富性。文本解读关键是对人的理解,而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课文的时候往往把个性抽象化,把文章最生动、最深刻的地方遮蔽住了。一是用社会背景去遮蔽,二是用作者整个的人格去遮蔽。其实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的创新,每一篇经典的作品都有作者自我的一次提升。有的时候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甚至是半小时。在诗歌中,甚至就是一秒钟,自我情绪的一个眨眼间的转换。……贴近自我不等于贴近这个人的一生、一辈子,不等于贴近他概括的人格,不是的,有时仅仅是贴近他瞬间变化的心灵。”(李节《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

文章评论

共有 0位用户发表了评论 查看完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