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作者:陈立新  时间:2016/3/30 19:11:45  来源:yxchenguoping 转发  人气:
  东西方这两位戏剧大师,实际上是毫不搭界的,但他们却难得巧合地同在公元1616年逝世。
  莎士比亚死在这一年的4月23日(西历),活了52岁,汤显祖死在这一年的6月16日(农历),活了66岁。
  公元1616年为明朝的万历四十四年,那时候的中国人,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虽然大环境不怎么样。《明史》称,明亡亡于神宗。朱氏王朝从此一直走下坡路,到崇祯吊死煤山而灭亡。但普通百姓只管小日子,不管大环境,有一口饭吃,有一张床睡,不兵荒马乱,不妻离子散,就谢天谢地了。因此,17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自我闭关,自我禁足,自然也就处于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下。第一,不可能知道世界之大,第二,也不想知道这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当然不知道有个英伦三岛,有个莎士比亚。
  汤显祖若是了解他的这位外国同道,如何为英镑奋斗而其乐融融,也许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活得那么累,也不会活得那么苦,那么穷了。
  莎士比亚所以比汤显祖幸运,因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存在光宗耀祖的想法,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这个手套匠的儿子,离开家乡斯特拉特福,来到伦敦谋生的时候,心态比较从容,要求也不太高。第一,没有功名的负担,第二,没有当官的念头,第三,更没有汤显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第四,尤其没有汤显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莎士比亚只是想挣钱,恰巧17世纪初的伦敦,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已经是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城市,泰晤士河口停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经济的富足,催动了娱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始在剧团搭布景,跑龙套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的编剧才能,胜过了他的演技。遂让他以鹅毛笔为生,源源不断供给剧团以剧本。他也从此财源滚滚地成为剧团的股东,成为剧场的老板。当他再度回到斯特拉特福,已是衣锦还乡的体面乡绅,很受尊敬的地方显贵,门楣终于镶上他梦寐以求的贵族徽记。他还向当地的圣三一教堂捐了一笔钱,不但活着的时候,教堂里有他的专用祈祷座席,死后还可以很有面子地埋葬在这里。
  直到今天,莎翁故居和他的埋葬地,仍是去英国旅游者必看的景点。
  汤显祖相比之下,就有点惭愧了。我们知道他是江西临川人,但那里已经找不到什么可供凭吊的大师遗迹了,或许曾经有过一些,也早湮没无闻。他这一辈子,按《明史》的说法,只有四个字,“蹭蹬穷老”,虽然有点刻薄,但也是这位从未发达起来的文人的真实写照。从他朋友的记载中,说他处于竹篱园蔬,鸡莳豚栅之中,看来也是穷困潦倒的一种诗意写法。总之,他一生之不得意,第一,在于他自视甚高,“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显祖谢弗往”,开罪了张居正,很晚才得以成进士。第二,在于他相当自负,在太常寺任礼部主事,上书万历,痛斥“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将皇帝与他的两任首辅,都给否了。万历不是唐太宗,哪吃得消臣下如此针砭,当然气得跳起来。第三,还在于他不甘落寞,“帝怒,谪徐闻典吏,稍迁遂昌知县。”做了几年小县官,总是想回到京师,以图发展,谁知“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竟夺官”,从此“家居二十年”。(《明史》)
  这位大师在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惊人之笔,名震天下,就在夺官受黜的那年秋天,他的《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如果,以他《牡丹亭》问世,那盛况空前的演出,达到了“京华满城说《惊梦》”的痴狂程度,当不让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少女巷的寰球剧场演出的成功。伦敦的观众记得,那个被捉弄的颟顸情人福斯托夫,出现的灯光下,整个舞台都被掌声震得晃动起来。而汤显祖《牡丹亭》剧中的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时,京都的观众也记得,有多少有情人为之垂泪,又有多少钟情女为之肠断。这两位戏剧大师们笔下的艺术魅力,可谓不相伯仲。其实,当其时也,汤显祖绝对应该与莎士比亚一样,接着写他的戏剧,方是正道。可是,他在笔端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生命的新区,却不知珍惜,因为他志不在此,日思夜想,指望着朝廷有朝一日,能重新起用他,竟放弃了这个最能表现自己艺术天才的福地。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致命伤了,“学而优则仕”的“仕”,是害了他一生的梦。
  外国文人不存在这一说,当官,或者为“仕”,对莎士比亚而言,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必须如此的人生追求。他从到伦敦打工那天起,直到退休回乡,活了半百年纪,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唯一的一次接近最高权力的机会,就是詹姆士一世加冕典礼时,曾经穿上镶金边的侍从服装,戴上熊皮帽子,在他的王宫里,站过一夜岗而已。因为他所在的剧团,已为国王所有,他不得不尽责当一回哨兵。可他并不因此对伊丽莎白女王,对詹姆士一世,存有什么赏个官职,赐个爵位,捞个差使,混个级别的额外想法,更不会为乌纱帽,八抬轿,肃静回避,鸣锣开道的官场生涯,魂牵梦萦到茶饭不思的程度。而汤显祖,直到逝世前不久的一首《贫老叹》:“一寿二曰富,常疑斯言否。末路始知难,速贫宁速朽。”看来也未能达到完全彻底的清醒。
  所以,汤显祖活了66岁,只有5部戏剧,除《牡丹亭》外,尚有《邯郸记》、《南柯记》、《紫箫记》和《紫钗记》。莎士比亚活了52岁,比他少活14年,一生却写出了37部戏剧,而且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本??琼森所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那样,产生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影响。而与他同年而逝的汤显祖,虽然这种联袂西行的偶然,也许并无深意,但引发我们中国人思索的,为什么在舞台这个特殊空间的创造性上,汤的完美,汤的才分,并不弱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却不拥有与之相称的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呢?
  这就是东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和中国文人传统价值观所造成的恶果了。
  对活在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文人而言,第一,“学而优则仕”的终身憧憬,第二,科举制度的极度诱惑,第三,官本位架构下的毕生追求,是压在头顶上的三座大山。然而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人,很少有觉悟者能够想得开,能够豁出去,能够主动跳出这种压迫和摧残。差不多所有的“士”,都这样一条道走到黑,要挤进权力的盛宴中分一杯羹。尽管,时到今日,八股科举,已成过去,学优则仕,也非必然,但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仍旧使得一些当代文人削尖脑袋,丑态毕露,跑断脚筋,洋相出足,功夫全用在诗外。这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只能有汤显祖,而不能有莎士比亚的缘故了。
  有人统计过,汤显祖一生,从14岁补县诸生,到21岁中举,34岁中进士,科举应试几乎花费20年,从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到遂昌县任知县,数年后弃官归里,官场生活15年。而且,在汤显祖心目中,戏剧,末技也,只是继诗、词、古文之后的消闲活动罢了。莎士比亚就截然不同了,他写剧本,是谋生之饭碗,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是捞钱之正道,专心致志,绝无他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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