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工具”教育之惑

作者:周健  时间:2016/10/24 12:46:21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
  前些天,笔者写了一篇《诺贝尔奖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引起了不少讨论,有不少人留言说:有一个小疑问,“人”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你应该介绍更多具体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共识,那就是人格教育比知识灌输更重要。人格教育在中国并非没有落脚之处,只是大家忽视了而已。人格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是培养儿童特立独行、表里如一的先决条件。
  现实中,从教育部门到学校乃至民间教育机构、从专家到老师乃至家长,大家喜欢谈的是方法,喜欢介绍的是工具,喜欢推荐的是图书,特别是很多商业教育机构和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更是深陷其中。据相关资料,2015年,中国的图书市场中,少儿类图书码洋比重为20.47%,高居全球之冠。
  买书、读书有用么?当然有用。但是,如果学校的校长、老师,每天忙着自己评职称、想方设法讨好领导,却要求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果家长每天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在麻将桌、酒桌上,却要求孩子考试就要考满分、排名就要排第一、成龙成风,这不是胡闹吗?
  一
  践行以身作则的榜样教育本身并无什么困难,即便是普普通通的百姓,都可以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给孩子以生活的教育,以行为的榜样。教育的本意就是学习模仿、推陈出新,模仿和跟随行为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天性,老师、家长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榜样,孩子自然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意思。
  而现代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谈方法、谈工具,而不谈言传身教。过去的私塾教育,无论其内容如何迂腐,教育方式如何粗暴,其一直坚持着言传身教的正确方式,却是值得肯定的。
  说到榜样,很多人就会记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数亿人传唱过的歌曲。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教育政策极其迷信利用“好榜样”的言传身教来促进社会的改造,然而事实却与愿望相违。“雷锋式榜样”最大的谬论是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寄希望于十几亿人都能达到“车同轮、言同文、行同伦”的思想境界。然而,统一划齐的模仿不是教育是洗脑,是欺骗,而真正的教育就象原始森林一样,有鲜花有绿草也有参天大树,罗素说的“参差不齐乃是幸福本源”才该是教育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论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用得多么成功,无非是培养出一个有能力的“工具”而已,其实际功效和教育并没有多大关系。成功的模仿教育是建立在多元化的选择之上,而不是树立某种单一化的“完美”榜样让学生去追随。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中国的人格教育被拔得无限高,高来没有人都够得着。
  二
  好多年前,莫言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在北大演讲。有学生问他:“有不少人说您的《红高粱》是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请问莫言老师,你怎么看中国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莫言听完了,慢条斯理地回答到:“你可能忘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后半句是‘看你会抄不会抄’。”
  莫言讲的实际上有深刻寓意,会抄与不会抄,抄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是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选择之下是价值观的呈现,选择的过程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会抄”与“不会抄”的前提是这个人会选不会选,而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智慧和眼光的事情。生活中,有些人花钱不多,穿衣服漂亮好看,而有些人一掷千金,穿衣服总像穿“盗版”,这就是模仿能力被扭曲的结果。
  模仿能力的扭曲是榜样教育的无限拔高和单一化的结果。榜样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榜样就象穿鞋子一样,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分。榜样身上的好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受教者观察出来的;榜样的好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从受教者模仿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正确的模仿能力是不断创新,却永远不是全新,有时虽然守旧,却不会不食人间烟火。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教育思想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伪科学”的科学发展观,一个是“伪先进”的文化批判,前者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山寨”大本营,让榜样学习成为“东施效颦”,后者的坏处是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让榜样成了“无本之木”。
  缺少正确榜样教育的中国人,今天往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急功近利、简单粗糙地模仿,最终走向“山寨”之路,另一类是不管有没有经验,拿起来就做,美滋滋地把“无本之木”说成是原创的参天大树。
  三
  中国人把模仿能力变成“山寨”能力的原因——“急功近利、简单粗糙”,只是表象,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内在的肌理。西方文化之下,解决一个问题大多从抽象思考出发,然后是逻辑推演,最后是通过实验得出具体的方法和工具;东方文化之下,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找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成功之后,再用各种学说把自己的行为贯通成理论体系。
  西方文化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砍刀,站在树旁边说:“这把刀可以砍倒这颗树”;中国文化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砍刀,指着一棵砍倒的树说:“这把刀砍倒了这个树”。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的中国人,往往缺少抽象思维的能力,喜欢具象思维。
  中国人先实践后思考、先技术后理论的文化模型,最大的缺陷是容易形成一个封闭而坚不可摧的“自嗨”体系,因为这是以“事实为基础”来支撑的体系,天然地具备抵御“证伪”的能力,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顽固不化”,拒绝“普世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在具象思维的主导之下,一百年前,西方以工具论为主导思想的“新教育理论”,在培养出希特勒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之后,历经二战的反思,已经被西方诸多国家的“体验教育”所替代,而中国人现在还在“工具教育”的歧途上奋力前进。
  人格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榜样教育,学校里榜样教育的核心是“师道”,但现代学校制度早已把“师道”扫荡成一地鸡毛,鲜有老师以榜样自勉自居。在人们看来,老师不过是领工资、养家糊口的一份职业而已,特级教师,也无非就是一个专家,专门研究知识灌输和考试技巧;职业培训的公益组织,也无非就是为毕业的学生找生活出路,别无其它责任可言。
  今天,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旗号之下,教师的私人生活在无声中完全与学生隔离。百度一下“教师卖淫”,竟然会有数百万条之多。虽然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工资低是一个原因,但为人师表的教师能如此人格分裂,也是闻所未闻。
  教师人格的分裂不仅是现实,也是制度造成的。在学校里,学生品德出了问题,教导他的不是平时上课的老师,而是专门的“德育主任”,这就是制度化地摧毁“师道”,把老师变成灌输知识和传授考试技巧的匠人,把原本一体化的人格教育活生生地给分离出来,真是所谓“举一而废百”。
  这么说并不是指责“现代教育的学科建设”有害无益,而是说,知识和人格不应该分开教育。为了管理和评估,不同学科在形式上的区隔不可避免,但是这种区隔不应该去破坏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就像一个现代的企业,表面上是各个部门各司其职、整体上各个部门之间又必须协调一致一样,其中彼此的连接,需要每个员工的不懈努力。同样在学校,教师就有责任将表面区隔的学科教育连接起来,提供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教育。我们必须承认,人格教育的责任远远大于知识灌输,每一位老师都应该对学生负起人格教育责任。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小学,也适用于初中、高中和大学,乃至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四
  教育不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榜样教育除了学校、家庭之外,社会的途径也不容忽视。
  孟子曰:“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这句话讲的是历史文化的榜样教育。
  现代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深入的人太少,近来“国学”风行,又被很多人穿凿附会成民族复兴和东西文化之争,成为迎合政治时流之论,大有成为“民族自恋癖”的趋势,而其实,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榜样一脉,并未真正传承。
  中国人在传统上习惯把官员叫做“父母官”。“父母官”的缘起于上古时代的“贤人政治”,做官的人,要做人民之“父母”,要做社会之表率。但是,当今社会强调的是技术官僚和专家治国,并辅以“民之公仆”及“为人民服务”。
  然而,官员在做技术官僚和人民公仆之前,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为了获得社会的尊重,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像样的人,而不是一个“公仆”,一个“技术官僚”。一个称职的“官”,对社会要以人格为本,要负起社会表率的责任。官员的私德,代表着社会的公德。
  尊重隐私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但是,官员作为掌握公权力之人,不问其私德,不公布其私人财产,终究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灾难。隔岸观火看美国大选,即便是在非常注重隐私的美国,政治家的隐私都是无处避讳。可是,这些普通的常识,在中国都难以实施,那就更谈不上政治的社会表率和教育作用了。
  五
  现代教育为什么在中国无路可走?历史与政治两种因素的结合毁掉了“社会性”的榜样来源,职业化和现代学科制度,又让“师道”实施不畅。从宣传角度树立的“完人”榜样,普通民众高攀不上,权力阶层不愿学,整个社会的榜样教育,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自娱自乐的“空转”体系。
  中国学校教育一直把机械理解的“科学”当着永远正确的旗帜,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演绎为成绩和排名才是硬道理,把有“瑕疵”的榜样隐藏起来,束之高阁。殊不知,真正的“榜样”和“科学”精神都不是真理,而是不断等待有人去推翻、在前进中否定的东西。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科学进化论》中说,科学最大的特征不是“证明”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科学的本质是“证明”什么东西是错误的,凡是不能被“证伪”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割裂的、机械的错误“科学”教育思维,很可能成为一种“伪科学”教育,助长教育的“工具化”,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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