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有过一段好日子

　　1982年1月，走出大学门，进了中学门，已经32岁。我并没把上了大学当回事，虽然那时候教育部门把“本科”看得了不得，我却没有那种感觉。我太了解自己了。到学校报到，教研组老组长悄悄说：“原来安排你教高一的，可是原定安排到初一的那位教师还想教高一，你到初一去怎么样？委屈你了。”我说没问题。现在回忆，那个6年大循环是我最重要的业务经历。
　　上第一节课，走进教室，看到后面坐了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五位同时来听课，——奇怪的是五人中只有两位教语文。那样做不是“下马威”，大概是为了表现名校作风，“镇一下”，以示重视，未必是对我的教学能力有什么怀疑。因为课后没有安排交流，五个人便各自和我说了一番，有意思的是五位教师对一节课的评价大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议，让我莫衷一是。不便多问，独自困惑了好几天，我究竟应当听谁的？这样下去如何教书？有一天上课，正在读书，看到学生那一张张明朗单纯的脸，忽然想到，我的课应当怎样上，何不问问学生！
　　学生说了好多：“我们爱听你分析课文”，“你上课不读《教参》上的答案”，“你让我们发言，我们说错了你从没批评我们”，“有一回你读错了声调，自己发现了，就说‘刚才我读错了’”，“你敢说‘这篇课文没什么意思’，你真有胆量”，“你的板书有点乱”……
　　我教学上最早的指导者其实是学生。我从这样的交流中了解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也懂得一个合格的教师应当和学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在以后教学中能坚持一些基本观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做法，可能与初出茅庐时从学生那里受到的启发有关。
　　八十年代，百废待兴，是所谓“教育的春天”。无论学校和社会，也无论教师和家长，对教育的期待都很高，仿佛教育就是万能的，只要教育发展了，一切都不在话下。作为名校教师，在社会很受尊重。有时晚上在车站等公交车，看到我别着“南师附中”的红校徽，经常有陌生人过来搭话，打听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他们看我的年纪，总认为我是个有经验的教师，不知道我大学毕业才一两年。
　　那时的学校环境也很“养人”，虽然对青年教师“政治思想教育”控制较紧，但在教学上还是敢放手的。业务上的好多事，校方并不插手，而且没有什么具体的管理措施。信任，就给了我们那一批教师自然发展的机会。
　　那些年最有趣的事是学校经常让我开“公开课”，大概有一年时间，几乎每节课都有人来听；如果哪一天教室后面没坐人，学生和我都会奇怪。因为恢复了名校身份，省内外来观摩的教师特别多，络绎不绝；农村赶集还讲个十天半月一回，这里则是天天开放，像办流水席似的。外地教师拎着大大小小的录音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特别是那些拎着 “双卡四喇叭”“夏普”、“三洋”牌录音机的，显示着学校的经济实力，走路很“抖”。每次上课，我都要绕开一顺溜放在讲台前的这排录音机，实在很烦。有一回听课教师为放录音机的位置，在课堂上争了起来；他们妨碍了上课，我很不高兴，把六七台录音机啪嗒啪嗒全关掉，有几个学生还鼓了掌。
　　其实，我根本不愿让自己的课堂像开在马路边的店铺，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看。学校总让外地教师听我的课，我当然不至于会认为自己的课有多好，只想到他们那样安排，可能因为我是这个班班主任，便于和学生沟通。后来才知道，学校教务处认为我是个“可进可退”的人物：如果我的课上得好，他们就会说“其实他到校才一年啊，进步快啊”；如果我把课上砸了，他们则可以说“别看他三十多了，其实是刚毕业的啊”……如是而已。因为折腾多了，我也不在乎了，不管有没有人听课，一个样。 八十年代学校的“门户开放”，管理上带来过一些麻烦，但我认为名校就该以那样的气度回报社会。想到今之一些学校的小家子气，还敢自称“名校”，不觉齿冷。
　　但那时也有好多苦恼。和许多教师一样，我对语文教科书也存有怀疑。虽然当时语文教学强调“工具性”，可是政治教育色彩过浓，仿佛比语文更重要；教材不注意发展学生的思维，练习往往只有一种答案……我对教材不满意，便和同事编了一组“外国散文选”，油印了之后，进了课堂，学生人手一份。这些优秀的作品像清风吹拂着学生的心灵，有家长到学校问：“王老师，有没有多的，给我一份好么？”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校外来要讲义的教师多，我们每次就多油印一些，留着送人。
　　八十年代初，社会重理轻文的倾向很严重，经过文革劫难，一些家长如惊弓之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更有市场了。那时我认为，教师要有学科的自尊，不要低三下四地恳求甚至哀求学生学语文，我发现有些同行简直是跪着在上课！——自己没有了尊严，你的学科还能有什么尊严？我们能做的，是利用自己的学养，展示母语的精神和魅力。所以，除了在对新生的起始教学中向他们说清“语文重要”后，我一般不再强调。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轻视祖国语文的人而言，失败与教训往往是最好的老师。
　　回忆八十年代，还是有教学幸福感的。当年应试教学还不很盛行，很多学生受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讲课联系到一部外国名作，马上会有不少学生说“看过了”；课间，总会有学生和你交流一部小说的情节；中午休息时，还会有文学爱好者找到办公室，和老师讨论。我那时兼任学校“树人文学社”的指导教师，每星期有一次活动。学生热情极高，听我的讲座，一条板凳上挤上三四人，有的甚至坐的窗台上。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真的很“来劲”。
　　1984年，有老师问，能不能把《树人》壁报版面扩大，我说，要改版干脆就改成铅印季刊。大家很惊讶：当时全国没有中学办铅印刊物的。可是，总要有人来做第一个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敢做第一个？李夜光校长问：你要多少钱？我说三百元。他立即同意。可是，后来好像只花了几十元钱。所有参预其事的教师连顿饭也没吃过，几乎全是义务劳动。当年山西《语文报》的总编告诉我，《树人》杂志是全国中学第一份铅印杂志。这份文学社杂志至今已经存在26年了。当年巴金先生题写的刊名一直用到现有。
　　现在，每次和中青年教师谈到教育的现状，我都会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可过了一段时间好日子呢。
　　（原载《人民教育》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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