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炒清高

　　清高，似乎是一件老古董,与我们这个时尚泛滥的时代格格不入。一说到它，我们就会想到畅想“逍遥游”的庄子，归园田居的“五柳先生”，还有“梅妻鹤子”的林逋等等古代文化名人。心想它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何干呢？于是乎，清高就成了寂居隐士的代名词。除此之外，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清高似乎还得不做官，不富贵，甚至不食人间烟火；似乎还得有恬退风度，并且能一以贯之。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者还不能算入流呢。可见，古之清高评定的标准是很严格的，以至几千年的泱泱大国，算得上清高者竟然屈指可数。 
　　但庄子的“清洁精神”，陶潜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魅力，林逋的“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高致雅韵，千载而下，仍然令我们不时心驰神往，甚至汗颜不已。那清高似乎是一轮文化精神的月亮，在历史的天空中，永恒地散发着熠熠清辉。在人们昏昏欲睡的时候，一部分还醒着的人翘首即可望见它。   
　　现如今，经济大潮，泥沙俱下，红尘滚滚，物欲横流，以致信仰缺失，这些都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有些人高呼“穷得只剩下钱”的时候，却分明感受到了另一种“贫困”，感受到似乎遗失了什么……那丢掉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曾几何时，“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就在我们不择手段捉到“老鼠”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遗失了“猫”的人格尊严。有的人坑蒙拐骗，有的人傍肥三陪，以致寡廉鲜耻，天良丧尽；而更多的人，他们的心灵也在不知不觉中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垢，变得市侩、势利、世故、世俗，对权势金钱趋之若鹜，奴颜婢膝，甚至以此作为生存之道的教条来贻害子孙！如此看来，我们已走上与清高完全背离的另一个极端了：一个是精神唯上，一个是物质唯上。我们难道就不能走出一条中间道路来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么在新时代如何继承和发扬清高这一传统文化品格呢？毛泽东说：“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对于清高，我们也应批判地继承，与时俱进，应有崭新的眼光。
　　第一，清高不应只是文人的专利。应让它与做官者结缘，并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应让它与经商者见面，洽谈，最后成为“注册商标”……
　　第二，清高不应只有遗世独立一种模式。那毕竟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副产品了；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孜孜以求古代的那种隐居生活。元代张养浩在《久雨初霁书所寓壁》诗中写道：“市隐静于野，客居闲似家。”这“市隐”实际上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体现吧。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于市”，这也可作为清高应不拘一格的佐证。
　　第三，清高不应与出世划等号。陶渊明的人生样式，给学人提供了一个永恒的辩论话题——应该出世，还是入世？似乎只有出世才能不使人格尊严丧失；而一入世，就会变得恶浊不堪。在今天，我们难道就不能在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同时，去追求精神的高贵并保持人格尊严吗？！
　　第四，清高不应高高在上，而应更多一份亲和力。要么闭门修行，要么隐居山林，看破红尘，远离尘嚣，这些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清高应本着积极、健康、面世的原则，走进芸芸众生，投身茫茫人海，来提高人们的精神品位和人生境界。这样，这一传统文化品格，才能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
　　第五，清高不应盲目排斥名利。清高并不等于要放弃名利，更不是要放弃合法劳动创造的合法所得。贺雄飞先生说：“有一种清高是教授喝西北风，孔乙己吃茴香豆；还有一种清高是清清白白地拿高稿酬。有一种重利是惟利是图，出卖人格；还有一种重利，是按质论价，按劳取酬。”鲁迅先生在北大执教时，月薪可以雇100个保姆，买两千斤猪肉；但先生仍然理直气壮地向报刊杂志社索要欠下的稿酬。事实证明，人首先要在经济上独立，才能保持人格的独立。否则，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清醒、良知、理性和人文操守，何从谈起呢？！
　　第六，给清高一个与时俱进的定位。力除清高迂腐之气，高扬清高正气之歌。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清，可理解为清白、清才、清名、清廉、清醒，但不一定是（环境）清幽，清静无为。高，可理解为高尚、高贵、高品位、高风亮节，但不一定是孤高、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学者王彬彬在其《死在路上》一书中有段精妙的概括：“清高是一种不同于世俗，不随波逐流的精神风范，是一种把精神比物质看得更重，把心灵比口腹看得更重，把洁净比豪奢看得更重的处世方式。说到底，它是一种人格追求，是有着明确和强烈的人格意识的一种表现。”这样恰当的定位，会让过去被讥为“假清高”的向善者有希望转正，会让更多的人以清高自比，以清高自居，那么清高文化就会在我们的时代这个精神荒原上生根发芽，遍地开花，生机勃勃，那么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指日可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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