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8860字。《史记》和正史中的“侠义”精神
董乃斌　程蔷
　　正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主流文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它们对“侠”的态度值得重视。侠，是一种类型的人，而侠气或侠性则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侠的行为具两面性，其被正史和民众所肯定的正面意义，影响后世甚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不同形态，对今人仍大有教益。 一 　　提起“侠”，人们往往马上会联想到“武侠”，进而会联想到武侠小说。其实，侠不一定非武不可，也并非只出现于小说之中。算起来，倒是在子书和史书中先有了侠的踪影——当然，中国的史书从来与文学结缘，就是所谓“诏定”的正史，其中也不乏民间传说和小说的成分。本文就想说说正史所写到的侠和有侠性的人物，并藉以阐论侠的正面意义，因为从司马迁《史记》始，史书中凡说某人“任侠”或“以侠闻”等，一般都带有肯定的倾向，这实际上反映了主流文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对侠的态度。侠也是有其负面意义的，其行为也并非尽皆可取，而且多数的任侠者在生活中（无论在社会、江湖，还是官场、朝廷）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史书对侠的负面意义也有所批判，但本文就不涉及了。 
　　“侠”这个概念出现得很早，侠字在《说文解字》中就有。“侠，俜也，从人，夹声”，是“以力辅人”的意思，后来才发展为指尚武重义、急人危难的任侠之人，同时其原意仍被沿用。唐颜师古注《汉书·季布传》“为任侠有名”一句曰：“任为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将两种意思联系了起来。 
　　韩非是较早将儒侠对举而论，并将侠与武相关联的。《韩非子·五蠹》篇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又云：“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显学》篇后两句作“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意同而更显豁）。韩非崇法，故既非薄舞文的儒又鄙视弄武的侠。 
　　司马迁则较早为侠立传，并提出种种“侠”概念。其《史记·游侠列传》对当时以儒术取高位的“学士”颇不以为然，而大声疾呼：“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段话为游侠鸣不平，同时也就对“侠”的内涵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提出了“今游侠”、“古布衣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等概念，具体地记述了鲁朱家、楚田仲和剧孟、郭解等今游侠的事迹和为人，其表述方式给后世史家很大影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格式。如“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周人以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及剧孟死，……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在此后的史书中，凡写到侠或具有侠的脾性气质的人，大抵采用这样的叙述句，本文下面的引文可以证明这一点。 
　　按照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描述，那么古代人物中堪称侠士者是不少的，像本受委派去刺赵盾却被赵的勤谨俭朴感动得自杀的杀手鉏麑，像排难解纷后飘然而去拒绝言功的鲁仲连，大概都够得上侠的称号。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不仅写了朱家、郭解几位游侠，他还写了其他虽非游侠却大有侠气的人物。在司马迁心目中，“侠”不仅指一种类型的人，而且指人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即上述那样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舍身助人，却不事张扬，不求回报等等，具有此种性格品质并在行为上有所表现者，无论身份如何，均可谓“有侠气”，亦均可称“侠”。其在民间者，当然便是游侠，然亦不妨为官吏、为将帅，成为“有侠气”的官员和将领，例如司马迁为之作传的季布和汲黯。 
　　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富有启发性——我们确不必把侠只看作某种特殊的人物，更不必一提侠字便只想到好勇斗狠之类。侠或非侠，不仅是对人物的分类，也是对人性的不同描述。人性的内涵本来极为丰富，侠气，或曰侠性，乃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其基本内容有如上引司马迁所述的几条，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处境和不同地位的人，可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比如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者，在权势压力或金钱诱惑前毫不动心者，又如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尽可有各种不同称呼，如前者称烈士、义士，后者称“大丈夫”之类，但在我们看来，其根性和实质就都不离一个“侠”字——当然是指侠的正面意义。侠气或侠性本身又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