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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李商隐诗歌中的形象与情意之关系
　　　　　 唐山十七中　作者：任宝良
关键词：情意——形象——缘情——造物
【摘要】古代诗论中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明诗人内心的冲动、情感的激发是诗歌创作的发端。诗歌是语言艺术，又是形象艺术。它依靠典型、独特的意象来抒发情感，抒写怀抱。这就涉及到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即情意与形象的关系。在本文中我以“晚唐独步”李商隐（字义山）的两首七律为例来阐述在李义山诗歌中的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关系。在诗例的选择上，选择了他的两篇代表作：《锦瑟》、《安定城楼》，来借此表现其炫人的异彩。在内在意蕴方面感情深厚，充溢身世之感，展现了衰势时期封建士人的苦楚哀痛，令人情移心折。义山的诗作中的意象多出于现实中无有之物，是作者有意制造和安排的结果，错综复杂，隐约幽眇。体现在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关系是：缘情造物。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心与物的关系。心，指情意；物，指形象。正如《毛诗序》中所说的那样“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先要看那作诗的人，是不是内心真正有一种感动，有要说的话，是不是有他自己真正的思想、感情、意念；还是没话找话，在那里说一些虚伪、夸张的谎话。就是说，是不是果然“情动于中”，这是判断一首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既然要“情动于中”然后“形于言”，这“情动于中”是诗歌蕴育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质素，那么什么东西才使你“情动于中”呢？晋朝的陆机的《文赋》说过，“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在那强劲的、寒冷的秋风之中凋零的落叶，人们看了，就有一种萧瑟的、凄凉的、悲伤的感觉。“喜柔条于芳春”是说，当芬芳、美好的春天，我们看见草木那些柔条发芽长叶了，我们就有一种欣喜，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感动。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气之动物”是外边的冷暖、寒暑，中国所说的“阴阳”二气，它感动了外物，所以有花开，所以有叶落。所谓“物之感人”，是说随花开花落的“物”的现象，就感动。“摇荡性情”，所以就使你的内心有一种摇荡的感动。“形诸舞咏”，所以才表现在你的歌舞、吟咏的诗歌之中。所以，人心之动，是物使之然也。也就是说“情动于中”的一个因素是由于外在的大自然的物象。而如果说外在的，没有感情的，没有思想的草木的荣枯，都能感动自己的话，那么跟自己同样的人类的悲欢离合，难道不更使人感动吗？所以杜甫在诗中才写下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才写下来“三吏”、“三别”。诗人是有锐敏的感受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的，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只是草木，不只是现在的人事，自己所没有看见过的，没有经历过的人事，都可以使之感动，这才真正是一个有博大的感情、襟抱的诗人。
怎样去评价一首诗的优劣？许多人常常迷惑不解，人们讲形象思维，是不是有形象就是好诗呢？现在，我就以“晚唐独步”李商隐的两首七律为例，来阐述一下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诗坛，李商隐无疑是最善于运用意象的一位诗人，他诗中的意象、物象多为非现实的，其所象喻的情意也往往极难以现实的理念来解说，因此给人以幽微杳渺，难以捉摸难以理解之感觉。这与李商隐平生经历和性情有关。
就李商隐的禀赋资质来说，他似乎生来就具有一种纤细锐敏到几乎近于病态的感受和情绪。他所见的世界不仅是事物的外表，而是一直透视到一切事物的心魂深处，并特别沉溺与于心魂深处的某种残缺病态的美感之中。这种天性本来就不可以用清楚的理念来表达和说明，况且他特具的表现方式也全是以感性为主，不重理性的说明，因此他的诗往往只是表现为意象的错综组合，使用的意象也往往都是远离现实的一种杳渺幽微的心理的产物，充满了瑰奇神秘的色彩。是先有一份情意再制造一个假托的意象来表达，这是李商隐诗之所以走上隐约幽微之途的先天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