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诗人讲演录
1王绩
我们想象夕阳中的一间茅屋，一爿窗牖下，坐着五十开外的王绩。他望眼，外面是凋零草木，褪色秋山；门前是汨汨河水，载着落红与枯叶，同时间一道流走。而那时间也因之仿佛急促了，让他多少感到捉了不住。这样，我们眼中的王绩就开始意识到，自己也必将留不住，从土而来，回土中去。这样，他就抖抖地捏了笔，蘸了墨，决意自己为自己写一篇墓志铭。他认定，明白自己的，只有自己。这样，我们便看见那纸上就跃然了如下字迹----
“王绩，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为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於己，无功於时也……”
这个在白纸黑字上一口咬定“无朋友”的王绩，年轻时可真有过一大堆朋友的。《王无功文集》卷首之序中就记载说，“君幼歧嶷，有奇思…与李播、陈永、吕才为莫逆交…”而那些值得他去写赠诗唱和的“梁公/薛记室/程处士/王处士/翟处士”等等，也理应是他的好友。之所以在墓志铭上狠狠地写下“无朋友”三字，倒是因了他在三十四、五岁上就以回乡隐居与世绝断的方式一终到死的缘故。
其实，王绩在山西河汾间近20年隐居生活，依然有朋友过往。只不过，这朋友是个早已在此隐居了三十多年的老哑巴。用王绩话说，“吾所居南渚，有仲长先生，结庵独处，垂三十年，非其力不食，傍无侍者。虽患瘖疾，不得交语，风神萧萧，可无俗气。携酒对饮，尚有典型。”这位仲长先生，王绩还特别为他写了篇传记，说他无妻无子，往来河东，以卖草药为生。当然也嗜酒。
能与个哑巴交流沟通十多年，这人也算不凡，也算得道。所以，新旧两唐书中，将王绩归为“隐逸”类人物，就较比名副其实。但所谓隐逸者，其实大致也如王绩评价自己的样子，是“有道於己，无功於时”，对社会似乎没什麽贡献。社会要的是眼见为实之“功”，比如马车进化成火车，火石进化成火柴。王绩显然不愿做这样子功，也不向着这方面来走动脑筋。即使在隐居之前的官场仕途上，他也屡因“以醉失职”，不思进取，被朝廷一气之下打回了老家。再则，王绩所处的隋唐之交，战乱频繁，时政飘摇，谁想好好地做官，为民请命，恐也无有可能。所以，隐居河汾、买醉青山，也正合王绩本意。他早就想做个甩手掌柜不干了，天天喝酒多好，晕乎乎写诗多好----“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年纪轻轻三十多岁就过起隐居生活的王绩，茅屋床头只放三本书----《老子》《庄子》《周易》，除此之外，坚决不读。而酒可不能少，为此，他特别雇来几个奴婢，专门在山前屋後种黍酿酒，一年四季与那个哑巴的仲长先生畅饮竹林，谈仙论道，挥霍时光----“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他不仅过足了酒瘾，还藉酒发挥，写了两本专业书：一本是研究酿酒方法、术甚精悉的《酒经》，另一本则是博采历代著名酿酒人物的传记，叫《酒谱》。可惜，两书均已散佚，没传下来。
酒虽是王绩的命根与口粮，但诗也要夺去一半精神的。关於王绩的诗，唐以後历代评论极少，半爪一鳞的，也说明不了什麽。他写过的一首题为《野望》的诗，因好象被人关注较多，宋、明、清几代皆有人提到，人们也就觉得著了些名。其实那诗是没什麽的，句子平平，也无奇思，无非是最後一句“长歌怀采薇”，表出了自己要像古代伯夷、叔齐那样，做一个“不食周粟”的隐士。而这种主题，他其实是写不过陶渊明的，也写不过谢灵运。即使与他自己相比，这一首也不该荣膺“著名”。
我倒喜欢他另一首题为《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的诗：
野人迷节候，端坐隔尘埃。忽见黄花吐，方知素节回。映巖千葭发，临浦万株开。香气徒盈把，无人送酒来。
（我这村夫俗子端坐於深山野壑之中，似乎已不知是春是秋，恍若隔世。若不是漫山遍野吐放的菊花，我还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就活在人世间的秋令时节。而那千万朵映照山崕的芦苇以及临水而开的野花，虽逗引我情不自禁地随手采摘，嗅着芬芳，但可惜此时我徒握一捧鲜花，却无人能送坛好酒，让我尽情享受这悠然感觉。）
隋末唐初的诗体，通常依然是继承六朝延续下来的古体五言与七言，不是很讲究声、韵、字、词的运用法度，尚未形成整齐严格的“唐律”。这一首，就诗体而言，虽也是五言八句，很像後来的“五律”，但并不标准，平仄与韵律皆不工。不过，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里面的第三句与第四句、第五句与第六句所出现的“对仗”气象，却对日後形成严格“五律”奠定了很好基础。我讲这个，并不是想说王绩在诗体上有什麽贡献，因初唐的许多诗人也都用这种“诗体”写过不少，著名的“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就是个例证。尤其是五言八句四韵这一种，充分显出了律诗在成长与发展过渡时期的变衍相貌。我想说的是，正因这一诗体是过渡期的，不像真正的“唐律”有那样多的限制，他写的才不雕饰，更自然，同时也一扫六朝绮靡诗风，重新找回了陶渊明那返朴归真的心性。
诗人王绩离开人世时，年仅五十五岁。这个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的胞弟，初唐四杰王勃的叔爷，临终前为我们所留下的不多诗作中，有一首仅二十字的诗，已然让我们看见了他对人生的终极理解----
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2 骆宾王
文学史上，人们所熟悉的“初唐四杰”排序是“王杨卢骆”，将骆宾王置在了最後。而我把他提到前面来讲，原因无他，主要是考虑该依照他们四人的年龄次序才对。唐人张说为裴行俭撰写过一篇《裴公神道碑》，里面在提及四人时，按的就是年龄的次序----“骆卢王杨”。若按“王杨卢骆”的排序，杨炯所说的那句“愧在卢前，耻居王後”就很清楚了其中的意思，因为杨炯比卢照邻要小约18岁，比骆宾王小得就更多，约31岁，这就意味着杨炯与卢、骆是两代人。如果再考虑到古人早婚的因素，杨炯若站在骆宾王面前，甚至都必须要喊一声爷爷。我想，正出於此因，杨炯听到自己排在卢、骆之前，当然就愧不敢当了。而“耻居王後”则也是因杨炯与王勃同年（皆生於公元650年），在才艺及面子上不肯输王勃而已。
有关骆宾王，今天的小孩子们虽然说不清他究竟怎样一个人，却差不多皆会背诵他那首《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新唐书》上说他“七岁能赋诗”，指的其实就是这首。初唐四杰，脑袋上几乎都被别人冠有“神童”的帽子，骆宾王的这一顶，其实还算是最轻的。最厉害的是王勃，待我另讲。
骆宾王的诗，在诗体上比先前我讲到的王绩更进了一步。他的五言八句体，已到了几乎八句全对仗的地步，是唐代“五言排律”的雏型----例如《途中有怀》这一首：
睠然怀楚奏，怅矣背秦关。涸鳞惊煦辙，坠羽怯虚弯。素服三川化，乌裘十上还。莫言无皓齿，时俗薄朱颜。
当然，诗的优劣，其实与诗体关乎不大。尤其是旧体诗这种形式，从《诗经》的四言发展到後来的七言，几千年只进步了三个字，也就没什麽好说。所以，重要的就不是“体”，而是“意”。尽管後来严格的格律，从外因上起到了一些使诗句吟咏起来更加和谐的作用，但优点就是缺点，如剑的双刃。因为严整的格律，同时也助长了诗人相互指摘诸如“平仄不对、韵脚不工”等流於形式的弊病，也强化了“做作”。换言之，格律其实是很像“在钢丝绳上走路”的，既不能掉下来，还能够看上去如履平地，於是许多人就认为难了，就先比平衡，再比谁又能走的既稳且快。这就是唐以後评判诗歌优劣的基本尺度，而今人是早就不在乎什麽“体例与法度”了。
但那时的骆宾王显然在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时代的审美趣味，如同“文革”时我们喜欢穿军装，今天看上去傻，却也是踩着那时代的肩膀走过来，再傻，那也是里程碑。况且，格律在初唐乃至中唐，是被视为一种“诗体革命”运动的。这个运动，唐以前六朝时的沈约等人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