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看客”——试论鲁迅对“另一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珠江中学　　　陈绮

　摘要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鲁迅先生毕生最重要的贡献。除“精神胜利法”外，鲁迅先生还提了对“看客”人格的批判。“看客”是一个不觉悟群众的集体形象，包含着社会底层的诸色人等，其心理的基本特征是麻木冷漠和残酷无情的鉴赏。为了摆脱百无聊赖的生活状态，无论什么他们都会去“看”。然而，“看客”其实是“吃人的同时被人吃”，他们对受难者冷漠的鉴赏让我们看到了“看客”的悲哀。
　关键词　鲁迅　看客　鉴赏　悲剧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反动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其政权，总是一方面以暴力机器向抗争者施以毒手，另一方面又以细腰蜂的毒针麻醉国民的灵魂，把下层人民的道德原则和生存方式纳入他们的轨道。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制的小农生产方式、闭塞保守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君主为本位、以父母为本位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阶层，使得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等狭隘、自私的思想在国民心中深深沉淀。鲁迅把这种影响的种种表现形式看作是一种“坏的”“民族根性”来加以揭露、批判。其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已经成为国民劣根性的一种人格标识。但实际上，“精神胜利法”只是鲁迅对国民性中“个体人格”探索的一个方面，它所显示的是“精神奴役的创伤”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打上的烙印，而所谓的“国民性”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精神胜利法”所能概括的，鲁迅还在各个方面就此作了深刻的探究和剖析。对“看客”这一表现的提出，就是鲁迅对“群体人格”探索的一个方面，与“精神胜利法”一样，是鲁迅对“国民性”探讨在另一个方面上的掘进。

在《呐喊·自序》和《滕野先生》中,鲁迅曾反复追述在日本求学时看到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幻灯片后的感受与震动,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⑴”这促使他走上以文学探索国民性问题,冀图重塑国民精神的道路.
据鲁迅观察:“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他推想:“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从这一幕日常生活场景中,鲁迅看见中国国民性的另一个侧面:“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牺牲”作为看客们的祭品,无论是“慷慨”还是“觳觫”,对于他们的意义,只是获得些许生理上的愉快而已,从中可见看客的麻木与冷漠。正是这种心理特征，使得他们对任何事件都不用动情，不用动心，只是冷漠的去“观照”，即使是“活剥”这一残忍的行为，也只是“张着嘴看”，而且很快“事后走不了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⑵”。
看客不是一二个有名有形的个体集合，也不是完成于哪一篇个别的作品，他们是一个不觉悟群众的集体形象，以群落的形式显现于作品之中，人物众多，层次繁荣，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幅完整的国民众生相的剪影。在这幅剪影中，有《狂人日记》中或看或笑或议论狂人的赵贵翁和大哥、路人和孩子、陈老王和医生，也有《孔乙己》里咸亨酒店的拿孔乙己的又破又烂又脏的长衫、脸上的伤痕、迂腐的神色、被打折的腿为打趣玩味对象的酒客、掌柜和小伙计“我”；有《明天》里在帮助的幌子下赏玩单四嫂子的失子之痛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也有《祝福》中取笑祥林嫂不幸遭遇的柳妈及鲁镇村民；有《药》中“颈项都伸得好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围观杀头的人群，也有《阿Q正传》中“蚂蚁似的”一群比饿狼还凶残的看枪毙阿Q的人们……总之，可以说是社会底层的诸色人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客。
看客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不论其表达如何，它的社会功能就是制造顺民和奴才，以维护专制的等级制度。看客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活着的顺民，他们没有人格，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同情心，甚至没有不满情绪，更不用说怀疑和反抗精神。这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庸众”，生活百无聊赖，无内容，无激情，更无“战士”面对自我生命个体的孤独，于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满足之余，便产生出无聊的心情，这种心情驱使其产生“希望出点事”的想法，于是一有事情发生，不管大小，也不管有没有意义，总要去围观，以“慰其无聊⑶”。“假使有一个人，在路边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看看，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⑷。”这是对看客行为的典型描写，看戏取乐已深入他们的潜意识，不论所看的是什么东西，只要有异样，有事发生，他们便无须组织地、自动地凑在一起看个究竟。《示众》中，路上车夫跌倒了五六个人同时喝彩叫“好”，巡警押着犯人走过，更是引起了许许多多的看客，他们无意知道罪犯到底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单是围拢在一起看而已，看的本身就是目的，即使一群人你推我拥挤在一起，所看的可能